毛主席审定人大常委名单时发现漏掉曾志，立即加上：她工作表现很不错
1959年，北京中南海，毛泽东审看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单时，目光在一行行名字间停了下来。名单已经拟好，他却忽然问起曾志：“怎么没有曾志？”工作人员一时没有回答。毛泽东拿起笔，在名单上补上了这个名字，并说：“她工作很不错。” 这件小事，表面看是一次名单调整，背后却有一层特殊分量。曾志不是靠关系走上岗位的干部，她经历过战争、地下斗争和长期地方工作，许多职务都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干出来的。毛泽东熟悉她，也知道她有能力，更清楚她有时脾气直，却从不在原则问题上含糊。 1925年，曾志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。学校曾告诫学生不得参加共产党的活动，她没有退缩，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那时她还很年轻，却已经把个人前途放在了革命事业之后。 1928年湘南起义后，曾志随部队转移。丈夫夏明震牺牲后，她又投入新的战斗。后来，她与蔡协民结为夫妻，一同前往井冈山。行军途中，曾志已有身孕，身体十分疲惫，只能在一处祠堂暂作休息。 也正是在那段路上，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。毛泽东推门进来，先同蔡协民说笑，屋里的紧张气氛很快松弛下来。得知曾志怀孕后，他没有摆领导架子，而是劝她尽快转往后方，还提出用自己的马送她上山。对一名身处战乱中的女干部而言，这份关照并不只是客气话。 井冈山时期，红军生活十分困难，红米饭、南瓜汤已是较好的伙食。有人猜测毛泽东可能另有待遇，曾志便两次去查看。掀开锅盖后，她看到毛泽东吃的也是同样的饭菜，这才放下疑虑。 曾志负责宣传工作时，常带着宣传员走在队伍前面，张贴标语、了解民情，再把情况汇报上去。毛泽东肯定她积极能干，却指出她有时只凭热情办事，缺少细致分析。曾志不服，他没有争辩，只递给她一张表格，让她记录行军路线、村庄情况、道路地形和庄稼长势。 表格项目很细，曾志填到一半便明白了其中的用意。宣传工作不能只喊口号，必须知道群众生活如何、需要什么，才能把话说到实处。这个办法后来影响了她很久，也成为她处理地方组织工作的一个习惯。 有意思的是，毛泽东与曾志之间并非总是客客气气。一次，毛泽东准备前往红四军，担心贺子珍留在后方无人照料，便请曾志多关心她。曾志误以为对方要她放下工作专门照看贺子珍，当即顶了回去：“我有自己的工作，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？”毛泽东也误会了她的意思，双方你一句我一句，竟像兄妹争吵。等误会解释清楚，曾志才知道毛泽东只是希望她在工作之余多照应朋友。 1934年蔡协民牺牲后，曾志继续从事革命工作。1939年，她在延安再次见到毛泽东。毛泽东得知她这些年的经历，专门留她吃饭，还让她以后常来谈谈。后来中央准备派干部到敌后开展工作，曾志坚持要求参加。起初规定不带女同志和家属，她便当面说明自己有地下工作经验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毛泽东听后表示支持，她最终随陶铸前往敌后。 曾志的名字第一次在人大代表安排中被划去，是1954年筹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。她原本由广州市委推荐，后来名单调整，名额另作安排。曾志对此不服，写信说明情况。她并非单纯争一个职务，而是认为干部任用应当讲原则，不能因为人情关系随意取舍。 因此，1959年毛泽东审看名单时，发现没有曾志，立即想到了这位老战友。那句“她工作很不错”，既是对能力的肯定，也包含着对她长期坚持原则的了解。 曾志对原则的坚持，还体现在家庭问题上。1951年，她托人寻找失散多年的长子。母子重逢时，孩子已经二十多岁，并由老人抚养长大。曾志希望他留在广州读书工作，孩子却牵挂养育自己的外婆。曾志没有强留，只说：“你回去吧，做人要知恩图报。” 1985年，儿子带孩子到北京看望她。孙辈曾希望她帮忙解决户口问题，曾志没有答应。她的家中没有多少贵重物品，秘书也不敢私自替亲属办事。对曾志来说，干部手中的权力有边界，亲情不能越过这条线。 1998年曾志去世后，家人整理遗物，发现她留下的一批信封，上面逐月记着收入、支出和结余。清点后，余款交由组织处理，并按遗嘱用于帮助困难地区。她一生留下的，不是家产和特权，而是一套始终没有改变的办事规矩。 特别
